圖：《大公報》登載陜甘紅軍消息

　　2022年6月17日，《大公報》將迎來創刊120周年紀念日。而就在一年前，2021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開館，成為展示百年中共奮斗歷史的精神殿堂。近日，大公報記者參觀黨史館時看到，一張《大公報》版面陳列在展覽館內長征展區。1935年，毛澤東正是在《大公報》上獲知陜北紅軍和根據地依然存在的消息，進而作出“到陜北去”的決定。這是《大公報》“影響紅軍長征方向”的權威佐證。

　　近日，大公報記者走進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以下簡稱“黨史館”），感受紅色血脈傳承。黨史館位于北京市朝陽區奧林匹克公園內，從籌建到對公眾開放歷時三年。場館外觀采取柱廊式結構，設計風格與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等經典建筑一脈相承，整體建筑突出中國特色的對稱風格，氣勢恢宏而簡約莊重，充分融合了文化傳統與時代氣息。

　　進入序廳，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漆畫作品《長城頌》，畫面中巍巍長城如騰云巨龍，穿梭盤旋于廣袤山河之上。這幅高15米，寬40米的巨幅壁畫，專為黨史館序廳量身定制。整場展覽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主題，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劃分而成的四大展廳宗旨鮮明，節奏清晰，黨的歷史與發展過程娓娓道來。記者走上黨史館二層，便來到以“長征”為主題的“全景式沉浸式體驗區”，它以“4D＋6面”全景影院的立體形式直觀還原了血戰湘江、飛奪瀘定橋，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等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歷史場景。

　　關鍵作用 紅軍揮師奔赴陜北

　　長征展區不僅有新媒體，也有老報章，二者一動一靜共同鐫刻著長征的記憶。記者注意到，一張1935年9月2日發行的《大公報》版面圖片，清晰登載著陜北紅軍劉志丹徐海東部隊和陜北根據地的情況，黨史館圖片配文顯示：“1935年9月18日，紅軍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在這里，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的陜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陜北去。同時北上紅軍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展覽內容以承上啟下的時空線索，昭示著《大公報》對中國革命航向的關鍵作用。一個月后的10月19日，這支部隊順利抵達陜北吳起鎮，宣告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結束。

　　黨史館對于《大公報》的權威引述也佐證了一直以來學術界對于“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的觀點。到陜北去，到陜甘邊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紅軍長征路上的一次偉大轉折。直到現在，在甘肅哈達鋪民間還流傳著“一張報紙定乾坤”的佳話，《大公報》與這一岷山東麓重鎮的歷史淵源口口相傳，提醒后人銘記《大公報》對中國革命事業無可取代的價值。

　　見證歷史 百年老報不忘初心

　　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創刊的《大公報》，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章，報名取意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被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譽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近現代史”?？箲饡r期，《大公報》以專業翔實獨立的報道和評論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獎。這份報紙不僅記錄和見證了近現代史的重大歷史事件，而且推動了歷史進程。正是歷經120載風云激蕩而存續至今的中國報界金字招牌，在87年前的關鍵時刻為中央紅軍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陜北。這是挽救和改變紅軍命運的禮物。時代不斷變換更迭，但歷史記憶永不磨滅。

　　甘南明珠哈達鋪與《大公報》

圖：游客在甘肅省宕昌縣哈達鋪鎮參觀紅軍干部會議會址。\新華社

　　地處甘南的哈達鋪是一座坐落于岷山腳下的安寧小鎮，87年前，這里是紅軍長征歷盡艱辛后的絕處逢生之地。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辦公室主任趙王林介紹了那段歷史：“時任紅一軍團直屬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按照毛主席‘在完成主要任務后，給我們找點精神食糧來’的指示，帶領偵察連化裝進入哈達鋪開展偵察工作。在郵政代辦所繳獲了一批近期的報紙，其中《大公報》登載有陜北紅軍劉志丹和徐海東部隊活動的消息以及陜北根據地的消息。”

　　在此之前，紅軍長征還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正是這一信息為新的偉大征程指明了方向。趙王林說：“為什么是《大公報》?這是因為中央總部進入哈達鋪之后，有兩個領導人最后寫了讀報筆記，基本上大量引用的都是《大公報》的報道：第二個原因是《大公報》的報道，向來比較客觀詳細，這是當時其他報紙所不能比的。毛澤東進一步分析了形勢，研究制定了有關紅軍今后的發展方向，初步決定與陜北紅軍會合。”

　　人們或許疑惑，當年交通條件落后，《大公報》的出版地又在幾千里外的天津，報刊是怎樣出現這座甘南小鎮的?對此，南開大學教授侯杰進行了解答，哈達鋪雖地處西北，但自明朝以來就是商貿重鎮，盛產名貴中藥材，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商人。因此當地很早建立了郵政代辦所等機構，郵寄信件和報紙，溝通各地信息?！洞蠊珗蟆肪瓦@樣跨越了大半個中國，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一份禮物。

　　專家觀點：系列報道改寫中國革命歷史

　　針對“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的說法，大公報史專家、南開大學侯杰教授(圓圖)表示，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于1935年9月19日后陸續來到甘肅哈達鋪，通過不同渠道獲得了《大公報》等報刊。侯杰尋找到的史料證實：“中共中央早期領導人之一張聞天于1935年9月22日在哈達鋪寫的‘讀報筆記’──《發展著的陜甘蘇維埃革命運動》中，詳細地摘引了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大公報》上有關紅軍在陜甘活動的消息。”

　　“張聞天的文章，足以證明紅軍抵達哈達鋪后，中央領導人確實看到了《大公報》有關陜北的報道，然后召開會議決定到陜北去建立根據地，最后領導全國人民奪取了抗戰勝利。”侯杰認為，長征中的紅軍應當是根據《大公報》有關陜北蘇區的“系列報道”，而非某一則“具體消息”做出的這一戰略性決定，進而改寫了歷史進程。

　　對于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在長征展區收錄了《大公報》相關圖片和故事，侯杰表示，這非常有意義、有價值。“《大公報》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其一是，有很多共產黨員以公開或秘密的身份參與了《大公報》出版發行工作，直接和間接地宣傳、貫徹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并取得了輝煌成就;其二是，有許多《大公報》記者以自己十分卓越的新聞實踐，讓中外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開始認識，并不斷親近甚至投入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

　　范長江報道紅軍長征揚名

　　關于《大公報》與長征的因緣，侯杰還專門提到了《大公報》知名記者范長江。1937年，范長江與周恩來首次見面，周恩來情真意切地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我們紅軍里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周恩來這番話無疑是對范長江紅軍長征的系列報道與評論的贊揚和肯定。

　　侯杰指出，《大公報》自1902年在天津創辦后，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變遷，而且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還引領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特稿 | 古稀觀眾賦詩 贊頌大報風范

　　歷經二輪甲子難，忽有一張不等閒。

　　當年長征戰風浪，急尋落腳定心丸。

　　偉人雄才三軍暖，博覽群報避饑寒。

　　大公消息降瑞雪，陜北會師改容顏!

　　這首《大公報與長征》是一位東北籍退休老人佟先生在參觀黨史館展陳《大公報》歷史版面后揮筆的詩作。今年4月，佟先生姐弟三家六人以67到79歲之齡，歷時近四個小時參觀了黨史館。古稀之年的佟先生結束當日參觀后，有感于《大公報》與長征的緊密聯系，故步毛澤東《七律.長征》韻賦詩一首以作紀念。

　　今年23歲的香港青年徐天賜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中共黨史專業一名在讀研究生，當他參觀黨史館長征展區時，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大公報》。發行在香港大街小巷的《大公報》能被黨史館作為展物呈現給觀眾，并且還作為“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的佐證，身為香港青年的徐天賜感到一絲自豪。

　　徐天賜感慨道：“《大公報》時時刻刻出現在我們香港市民的身邊，這讓我們習以為常地認為她僅是伴隨我們成長的一份優秀的報紙。但從黨史館的展覽中，我看到了這段未被很多香港青年認知的歷史，看到了《大公報》真正在黨和國家的歷史中發揮的重大作用。”